作者：刘仲敬
来源：兰亭书会
郑孝胥（1860-1938，字苏戡，又作苏堪、苏勘、苏龛，又字太夷，号海藏、苏盦，又号夜起庵主，室名海藏楼，福建闽侯人）出生于苏州胥门（1860），名（孝胥）和字（苏戡）都出自这个地名。郑家是闽越的书香门第，以四代十举人、五进士、三翰林闻名乡党。父亲郑守廉（1820-1876）是咸丰二年（1852）年的进士，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。他的《夕阳绝句》脍炙人口，为陈石遗(1856-1937，字叔伊，号石遗老人，福建侯官人，与郑孝胥、陈三立、沈曾植同为“同光体”诗人。他创作成就较逊色，长于论诗）盛赞：“云碧沙明惨淡间，问君西下几时还。乐游原上驱车过，愁绝诗人李义山。”叔祖郑世恭（1820-1892）应闽浙总督左宗棠之邀，出任凤池书院的山长，是少年郑孝胥的真正导师。《郑孝胥日记》（1876）称：“余归后多侍于叔祖处，叔祖素喜余谈，往往至深夜不已，忽尔玄渺，忽尔切近，甚可乐也。”郑世恭对这位神童的评价是：“笔势尤峭拔万仞，闽中省垣所见恐无此好笔气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1882年7月28日）他的座师宝廷（1840-1890，爱新觉罗氏，号竹坡，清流骨干，官至内阁学士、礼部右侍郎，与陈宝琛、张佩纶、邓承修合称“四谏”）是同治年间的清流领袖，与张佩纶齐名。儒家社会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已经竭尽其形式的精华。他如果最终失败，原因只能是儒家社会自身的崩溃。
郑孝胥书法
1882年，郑孝胥以福建乡试第一名中举。他的答卷是：
“学以平天下为量，道备于经矣。夫道之功用在于学，而学之纲目在于经。要以平天下为量而已，学者其审诸？今夫后世非不尚学也，学而不能治乎其源，学而不能正乎其流，则所学者小也。古圣患学之微，于是乎立之纲。立之纲者，欲后世以为准也；患学之紊，于是乎详其目。详其目者，欲后世有所循也。为之建不敝之策，为之推相及之源，约而博，直而明，以此示后世。而后后世知其所学者大，何则？学问无小成之诣，万物备于吾躬，造化涵于本体。
舍此而言学问，则一念所发，必不能自致于万全。见理之未明，其精神尚足恃乎？是盖不知其纲尔。经济无小就之功，充之以及四海，敛之实自一人。舍此而言经济，则寤寐之间，且不能自信于平日。克己之不暇，其举措尚能周乎？是盖不知其目尔。
所谓纲者何？明明德以至至善是也。夫不知所止，而能审所先后者无之。定也，静也，安也，虑也，得也，此皆藏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中，而各致其极者也。其学在此，其道亦在此也。
所谓目者何？平天下以至格物是也。夫不务其本，而能均其厚薄者无之。修也，正也，诚也，致也，格也，此又握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始，而益其精者也。 天子如是，庶人亦如是也。
先王以天子而躬为是学，于是作之以为经焉。立近代而追维太古，徒慨慕夫郅治之隆，迨深究其致此之由，则当日经营，皆出维皇之建极。盖不知几经详审，而后得其功之懋而业之崇若此也。
师其意而行之，不必疑今昔之殊，而其端不易；不必冀流行之速，而其序勿淆。深宫之宥密严，薄海之讴歌作，斯其为万事之则也夫。
先圣以庶人而躬传是道，于是述之以为教焉。居一室而远策治安，动易杂于富强之术，迨推求乎得此之故，则草茅行止，实系众庶之观型。盖即此不出户庭，已不啻天下一家，中国一人之象也。
取其义而施之，上以继帝王之略，而复古可期；下以昭谟诰之犹，而异端自屏。其言大而非夸，其理近而可远，斯其为百世之师也夫。”
郑孝胥书法
另一位考试专家李鸿章评价这篇作文：“此岂非二甲高等卷乎 ？我平生不以鼎甲许人，为其系于运气，可以二甲，即可以鼎甲矣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1885年9月20日）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玻璃球游戏高手，只能在极少数圈内人当中享受炫耀和交流的乐趣。下里巴人只能似懂非懂地崇拜，不能真正理解。文明一旦死亡，下里巴人就会变成其他文明的肥料。他们仍然不会理解玻璃球游戏大师，但不再认为问题在于自己，而是理直气壮地断定，错误在于游戏本身。
郑解元如果想走词臣、名士之路，没有任何困难，但他虽以诗、书闻名于世，内心却以纵横家自许。他在《茅屋赏雨》诗中言志：“秋风愁欲破，池水起潜蛟。”严复说他才兼将相，泰西健者不过如此。（《广西边事旁记》跋①）金梁（1878-1962，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，曾任翰林院编修、大学堂提调、监察御史、内阁中书、内城警厅知事、奉天旗务处总办等职。民国成立后曾主持汉译《满文老档》，又任清史馆校对。1928年，他乘时局纷扰之际，偷偷对《清史稿》原稿进行了增改，部分运往关外，于是《清史稿》有了“关外本”与“关内本”之分）称他有卧龙之心：“久闻诸葛大名垂，笔法乃同兵法奇。偶见卧龙一鳞爪，苏龛墨宝海藏诗。”他决定投入李鸿章幕府，政治上站在新党一边。1891年，李经方出使日本。郑孝胥以驻日使馆书记的身份随行，实际上仍然是北洋的幕僚。大阪开港后，郑孝胥出任领事。他在日本行使了英国人在广州的治外法权，有权用大清律法裁断清、日臣民的纠纷，包括打双方的屁股在内。甲午战争后，日本人在马关强迫李鸿章放弃了这些特权。郑孝胥在任内的感觉，跟十八省的县令相去无几。当然，他不是酷吏。较之打日本人的屁股，他更喜欢跟日本人举行诗会。他的诗友长冈护美(1842-1906，原熊本藩藩主细川齐护之子。后列入华族，获子爵称号。曾任兴亚会会长，东亚同文会副总裁、东亚同文书院院长）和宫岛诚一郎（1838-1911，原米泽藩士。曾参与倒幕维新，任修使馆书记官、贵族院议员。曾为黄遵宪修改《日本杂事诗》并为《日本国志》提供资料。何如璋和黄遵宪均为其《养浩堂诗集》作序跋批语）加入了兴亚会（1880年成立，1900年并入东亚同文会），以联络“三大国以兴起亚洲“为宗旨。郑孝胥也参加了，还给会长长冈写了一首诗：“木杏含仁包佶词，扶桑郁岛说王维。那知光绪承平日，裙屐风流同赋诗。”
1、严复《广西边事旁记跋》（1905）：“光绪三十一年五月，余归自欧西，郑君稚辛以其兄太夷之意，致阳湖孟生所记广西边事于余曰：‘读此，知故人二年在边所为事。’则受而读之。既卒业，唱然叹曰：贤者真不可测。犹忆戊、己之际，与太夷抵足卧京师，太夷数数言兵事。心窃谓兵微万变，今尤异于古所云。太夷文学士，容貌颀然，身未受武学教育，足未尝一至欧洲，顾乃言兵，书生习自豪耳，不必符他日事实也。别七八年，乃今观太夷在边所为，虽泰西健者，当其时地，殆无以过。今夫士居高位，所百为而于国终无补者，其故无他，坐务为声光以钓名实。不幸名实之至，又常视其声光。彼孤行其意，求心之安，冥冥然，悃悃然，于祸乱则消于未兆，于事业则发其未萌，或图难于其易，或设此以致彼，虽所济者至大，举世之人不知重也。何则？声光蔑如也。今太夷所名为者，治匪也，边防也，顾所困苦力行委折求达者，军实而外，乃在通民力，利转输，设学堂，开医馆。以经费之微而民智之也，故其成功，仅仅如此，然于一边，已拔水火而衽席之矣。向令权藉不止如是，则年岁之间，其转贫弱以为富强，有以决也。孟生不云乎，将之良者，恒兼宰相器。呜呼，二语尽之矣。乃为校讹别，加圜点，题签背，以付诸手民。”
郑孝胥对明治国家的看法，非常接近文祥（1818-1876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与恭亲王同为洋务派领袖，主持总理衙门多年，临死前上疏说议会制度“势有难行，而义可采取”）和何如璋（1838-1891，被李鸿章称为“翰林馆中通晓洋务者”，1877年出任驻日公使，1882任满归国。曾加入兴亚会）。一方面，绝对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收割违背了儒家文治主义轻徭薄赋的理想。1905年以后，十八省的儒家保守派对新政也有同样的看法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明治宪法的绝对君主在秦政面前都太像虚君。他的理想政体应该在权力方面专断，在财政方面保守，仿佛印证了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的看法：自由政体才能承受重税和国债，专制政体必须以轻徭薄赋为补偿。“（日本）自通商以来，特以劝工为重。人材拔于乡校，则各有专长；农商讲于学堂，则别立一部。集会社以厚贾人之力，则利权悉归；设赏牌以课杂艺之长，则游民益鲜。铁道周于国内，则呼应皆通；巡捕遍于民间，则盗窃尽敛。其务营外饰，而府藏足支，实自取法欧人，而体段粗具。利固验矣，害亦随之。租税太重，则民弗克堪也；刑法太轻，则下无所畏也。党会愈盛，则奸人得以煽其徒也；议院既开，则政府莫能安其位也。有练兵之名，而非常养之额，则士卒无固志也；为共主之说，而失可持之柄，则君上如具文也。”（黄庆澄：《东游日记》，第360页）
李鸿章签署《马关条约》
甲午战争结束了郑孝胥的外交生涯。他的保护人李鸿章承担战败责任，暂时退出了朝廷。清流派和亲贵派都企图抢占这位巨人留下的政治真空，导致朝局失去平衡，表现为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。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领袖，保举了戊戌六君子的三分之一（杨锐、刘光弟担任军机章京，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。杨锐与张之洞关系尤其密切，是张的“坐京”）。郑孝胥得到的保举跟杨锐同类，只是入京太晚，刚刚在总理衙门行走，政变就爆发了。他参知政事，前后不过十二天。“沧海横流势可伤，陆沉何处得深藏。廿年诗卷收江水，一角危楼倚夕阳。”后来的“海藏楼”，就是根据这首诗命名的。
郑孝胥在张之洞的庇护下逃过了清算，回到武昌幕府经办洋务，包括当时最大的工程芦汉铁路。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各省大兴新政。他一度赴广西筹办边务，但无法忍受上司岑春煊飞扬跋扈的作风。他对照李鸿章和张之洞，觉得岑春煊是儒家传统的退化。其实较之北洋诸将，岑春煊保存的文治传统还算是相对较多的。较之国民党诸将，北洋又变成了文化国家的回光返照。国民党以暴民和党棍的形象登场，最后却以白先勇和马英九渲染的儒家绝响形象退场。郑孝胥前半生忍无可忍的粗暴，变成了后半生觅无处觅的理想。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。他变化不大，世界变化太大了。
郑孝胥辞职后移居上海，参加了辜鸿铭冷嘲热讽的张园国会。（辜鸿铭《中国人的精神·约翰史密斯在中国》：“由于受约翰史密斯的‘a+b＝c’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影响，中国人约翰已不再是曼彻斯特产品诚实好主顾了。他们忽视商业，并跑到张园去庆祝立宪，事实上已变成了一群疯狂的改良者。”）他对立宪公会的士绅表示：
“今日承贵公会约孝胥来观盛会，不自意边戌余生，在光绪纪元年间尚得与诸公为此一日之欢聚。今日我等所处之地位与七月十三日（预备立宪的诏书在这一天颁布）以前已如隔世。真堪为中国贺，为诸公贺。此会乃我中国上等国民第一次之聚会，故孝胥敬为国民略尽忠言。所愧学识粗浅，不足动听，请诸公原谅。
“从来各国要求立宪无如此之易得者，此次仰赖朝廷独断实有救亡图存之思想。而累年以来报馆学生先导之功尤为特色，但凡事得之太易必有难处在后。今日所谓立宪者，初托空言，距法度完备之日尚远。就使从今以后日有进步以至于法度完备之一日，若将此极完备之法度付之目前之国民，则其资格断然不足承受。譬如将英德日本各国政府社会完具之全体换以中国国民居之，则不过月余，必变为朽败紊乱，与我国今日国内之情形无异。此实鄙人稍有阅历之言。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，正谓此也。
“孝胥闻宪法之为物，无此爱彼憎之性情，无偏轻偏重之作用，一切有生命无生命凡在宪法保护之下者，必不使有意外之危险。故立宪之国必使全国人民皆有尊敬宪法之能力，皆有服从宪法之思想。如果全国人民之思想能力与宪法合为一体，然后其国之宪法乃为世界所公认，无论何国人民皆不得侵犯我国宪法之权利。既居吾国必在吾国宪法约束保护之界内，无论何国人民其性命财产，皆可托庇于吾国宪法之下。其人为我之亲友以至于为我之仇敌，凡在吾国宪法之界内者皆可得平等之利益。何以故？因此宪法中皆含有哲学群学之公理，绝无种族门阀一切侵凌欺压之意气。
“故国民能自尊敬宪法、服从宪法者，其道德日进、资格日高，自然炼成大国人民一种高尚严重之风气，决无轻佻任性暴动野蛮之恶习。若徒有宪法而无尊敬宪法服从宪法之人民，则其国之宪法断不能独立，以得世界万国之信用。
“然则此等人民谁为培养？谁为造就？若专候国家所办教育发达以后，恐世变不能相待。区区之意，甚望我社会中自为培养、自为造就，务使此等人民于十年之内风气渐成、资格渐深，庶令今日空言之立宪一变而为实行之立宪。诸公须知，索此空言之立宪报馆学生，诚有大功。若至实行立宪，则全国程度皆形不足。我等所恃为引导全国之进步者，仍不得不望之于报馆学生而已。
“目前急办之事，鄙意必以研究科学主持清议为二大端。似宜设法提倡速立一大学会，分为二科。其一须设高等科学传习所数处，以备二十余岁至三十余岁汉文已有根柢之人，择其性所近者专门研习；其一须设多处法律交涉财政工商各研究所，与报馆合为一体。除日报外另出旬报将研究所得之实学精选登报，使各省可以报纸为教科书。一切空疏迂谬浮嚣之议论，不能荧惑众听。
“最要者须认定宪法之原理随时发挥，使全国之心思耳目悉注射于此学会。上可辅助国家之进步，下可造成国民之资格。鄙意尤望诸公时时提醒：今日我等已在预备立宪之时代，（而）一切道德学问万分不足。从今以后专以忍辱合群为宗旨，痛除前此排挤倾轧之习，以立全国国民之模范。
“因在坐诸公今日担荷之责任，比之七月十三日以前，其重何止百倍！愿诸公即以今日开会之日为中国国民改良进步之纪念日。我等忝为今日之座上客，亦可附骥，以传留为他年实行立宪之纪念。曷胜荣幸。”①
1、1906年9月1日，清廷明诏宣布立宪，上海报界立即倡导“庆祝大会”，以兹纪念，《申报》、《时报》、《同文沪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、《南方报》等报馆参与其事。9月16日，上述五报馆在上海张园联合举行“庆祝立宪会”，郑孝胥应邀演讲。演讲稿载于《申报》。（《郑苏龛京卿演说稿代论》，《申报》，1906年9月17日）
这些意见如果放进严复口中，需要修改的地方不会很多。他们两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交流非常密切，思想难分彼此。他们共同的建议是循序渐进地发展教育，实际上等于说“上等国民”注定会失败。孙文这样的行动家听到这样的意见，就断定他们必然丧失时机。“中国人民”只能用“轻佻任性暴动野蛮”的方式塑造，产品不可能让上等人满意。预备立宪公会三次选举郑孝胥为会长，发动了三次请愿活动。郑孝胥发挥了策士的才能，“挟督抚之力，为国民决一死战。”他明白无论立宪运动形式上秉持什么主义，实际的力量都只能来自曾国藩李鸿章以来的帝国解体运动。立宪运动如果能够成功，瓦解的过程大概会比较平缓。辛亥革命造成了突然解体的局面，实际上已经断绝了以上等人方式塑造中国的可能。诸国父的候选人没有及时担负解体责任的勇气和见识，结果应验了“天予弗取，反受其咎，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”的预言。
郑孝胥刚刚接受湖南布政使的职位，武昌起义就爆发了。长沙军政府将他的家眷送到上海，他的立宪派朋友纷纷投靠苏督程德全。郑孝胥对他们说：“世界者，有情之质；人类者，有义之物。吾于君国，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。共和者，佳名美事，公等好为之；吾为人臣，惟有以遗老终耳。”（1911年11月14日，中国历史博物馆编、劳祖德整理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三册1356页）遗老在儒家传统当中，一向是品行高洁和自我牺牲的符号。他没有料到未来的新人物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，宁愿让自己冒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”的危险，也不允许失败者保留最后的尊严。他自称“于朝廷无所负，于革党亦无所忤”，占据了精神上的制高点，可以鄙视一下阿附乱党的岑春煊之流。“岑庸劣无根柢，一生色厉而内荏，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。岑避地沪上，本可不发一语；今一开口而肝肺尽露，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，平日声名扫地。此与自投粪坑何异，其愚至此，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！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1381页）
革命党既然非要大清解体不可，为什么不能做得体面一点呢？郑孝胥对严复说：“避乱者悉归外人保护之地，求瓜分而不可得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第1374页）“三共论”的思想①，无疑产生于辛亥年的解体乱象。他在立宪派黄金时代就已经产生的怀疑，现在完全应验了。大清为避免动乱才同意和平逊位，结果动乱仍然不能避免，岂非白白牺牲？革命党人到处宣传，说大清是诸夏的迫害者，然而从实际表现看，大清岂不是更像诸夏的保护人？遗老普遍的心理是：与其让乱臣贼子和投机分子继承大清的保护权，不如让文明国家继承。严复去世时，郑孝胥撰写的挽联将失去皇帝的诸夏描绘成可怜的孤儿。“诸夏兴哀，无怪《太元》杂符命；后生安放，从今河岳罢英灵。”
1、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：“在天津时代，郑孝胥有个著名的‘三共论’。他常说：‘大清亡于共和，共和将亡于共产，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。’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‘共产’的。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，他还是念不绝口。他说：‘又闹罢工了，罢课了，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，怎能不出头来管？’他的‘三共论’表面上看，好像是他的感慨，其实是他的理想，他的愿望。如果考查一下郑、罗（振玉）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，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，罗卖古玩字画、办上海《农报》，由此结识了给《农报》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，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。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，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，辛亥后，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，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‘列强’，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，连做官的也都无能，没出息，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‘列强’来开发，来经营。他比张之洞的‘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’更发展了一步，不但要西洋技术，西洋资本，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，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、统领。不然的话，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，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，‘我主江山’迟早被‘乱党’、‘乱民’抢走，以至毁灭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，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。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？他把希望寄托在‘共管’上。那时关于‘列强’共管中国的主张，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。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，曾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、札记，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。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《天津日日新闻》上的一篇：英人提倡共管中国……郑孝胥认为，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，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。”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的溥仪与郑孝胥
遗老觉得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，因为只有他们没有对皇室的孤儿寡妇恩将仇报。大清无论亏待过谁，至少没有亏待袁世凯、岑春煊之流吧？“今日所见者只有乱臣、贼子及反复小人三种人而已。乱臣之罪浮于贼子，反复小人之罪又浮于乱臣，其余皆难民也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12年3月8日）汤寿潜纪念朱舜水反满，向郑孝胥求诗。郑孝胥回答说：朱舜水是大明的忠臣，你老是大清的叛徒。你老纪念谁不好，偏偏要纪念他老？他老泉下有知，肯定要骂你是乱臣贼子。
乱臣贼子和投机分子的政权，怎么可能长久？“能发能收古所难，坐看沧海舞狂澜。欲操政柄真愁晚，竞废纲常似未安。寡妇孤儿良易取，中原万里遂凋残。受恩累世成何语，却笑留侯说报韩。”（《书事》，1912年3月7日）旁观者清，他们不会等待很久的。败类一定会自取灭亡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他们争论的真正焦点，在于大清到底应该复辟还是复国？（胡平生：《民国初年的复辟派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5，第499页）最初十几年，复辟派声势较高。复国派后来居上，是共产国际入侵的结果。
郑孝胥最初在遗老们的圈子里并不很得人心，因为他经常戳破大家自我安慰的幻觉。他对戊戌政变仍然耿耿于怀，跟梁启超的反覆无常形成鲜明对比。“毒后”和袁世凯害了光绪一辈子，亡国尚不足以偿其罪。他对孟森（1869－1937，字莼孙，号心史，1904年入广西龙州边防督办郑孝胥幕，受到赏识，被送去东京政法大学学习，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。回国后主编《东方杂志》，武昌起义后为程德全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宣言。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，任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执行书记。1913年4月，当选为国会参议员。后专心治学，成为清史泰斗。郑、孟两人订交三十余年）说：“革命党魁，君知其为何人乎？景皇帝为君主立宪之党魁，反对立宪者，孝钦也。有孝钦反对立宪于前，遂有庆王、摄政王伪饰立宪于后，乃成瓦解土崩之局。故革命党魁非他，即孝钦是也；庆、摄助而成之，亦其次耳。”
袁世凯在民国最初几年，是各党派追捧争取的对象。二次革命前，国民党恭维他是中国的华盛顿。二次革命后，遗老们希望他奉还大政。劳乃宣（1843-1921，刑律家、汉语拼音先驱，清末曾任宪政编查馆参议、江宁提学使、京师大学堂总监督、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，辛亥后成为遗老。据溥仪回忆，他曾提议争取与德国皇室联姻，换取德国支持复辟）挖空心思，发明了一套共和正解：以西方共和之名，行周召共和之实。
郑孝胥属于从头骂到尾的极少数派，理由是无情无义的人做什么都不可信任。袁世凯连皇帝都肯出卖，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？因此，他一开始就不惮于启动最大的恶意。“袁世凯电告天下，自言‘束发读书，心敬唐虞二帝为世勤劳，不为己利，乃有疑其欲为第二之拿破仑者，皇天后土，可鉴此心’等语。真妄奴也。曹丕曰:‘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’所谓妖狐之露尾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12年6月27日）他和林琴南就袁世凯的下场打赌，赢了后者一幅画。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16年7月1日）严复参加筹安会，他也不顾多年的交情。“群盗如毛国若狂，佳人作贼亦寻常。六年不答东华字，惭愧清诗到海藏。” “湘水才人老失身，桐城学者拜车尘。侯官严叟颓唐甚，可是遗山一辈人？”（《答严幾道》二首
民国是“敌国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18年1月18日），国民党是“乱党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19年10月10日）。上等人堕落了，下等人从来都没有希望。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：“俄行共产制，举国皆为盗贼，至人相食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6年3月13日，第2092页）反思界最近几十年来，一直在新文化知识分子当中翻来拣去，不是寻找先知先觉，就是责备后知后觉。其实他们所谓的深刻洞见，不过是遗老圈里的老生常谈。概括出来无非就是两句话：共产主义邪恶，国民党是共产主义的白手套。国民党的胜利使王国维感到绝望，却给郑孝胥带来了希望。他的逻辑不难理解：袁世凯之流乱臣贼子还不够坏，只会使系统慢慢烂下去。崩而不溃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共产主义坏得多，很有希望把系统一下搞垮。总崩溃以后，他就有机会实现理想了。“共和生子曰共产，共产生子曰共管。共氏三世，皆短折。共氏遂亡，皇清复昌。此图谶也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25年11月16日，第2072页）
郑孝胥以节操名重一时，渐渐引起了逊帝本人的注意。他以“情义”自诩，对光绪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。宣统接见他以后，同样的感情自然移动到新的对象身上。①他将自己的锦囊妙计奉献给真命天子：赤祸扰乱东亚，必然引起国际干涉。大清应该利用国际干涉的机会，将王道的理想带回世界。他判断格局，准确不在汤因比之下；把握机会窗口，敏捷不在列宁之下。唯一的问题在于，他和逊帝的实力都不足以充分利用格局和机会。冯玉祥逼宫以后，他渐渐变成了逊帝的主要外交顾问。无论他存在不存在，国民党、日本和共产国际的三角斗争都无法避免，但如果没有他的出谋划策，溥仪很可能不会当上满洲国的执政。他这次的建言影响流亡宫廷的选择，不会低于《隆中对》影响刘备的决断：“毋失日本之热心，速应国人之欢心。此英雄之事，固非官吏、文士所能解也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2350页）
1、1923年，郑孝胥被溥仪的师傅、福州同乡陈宝琛举荐，从上海赶赴北京，任懋勤殿行走。1924年被任命为总理内务府大臣。同年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驱逐溥仪出紫禁城。郑孝胥协助溥仪避往天津。1925年后，郑孝胥负责溥仪的总务处，此后又负责对外一切事宜。1928年，郑孝胥赴日本，秘密筹划复辟帝制活动。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郑孝胥（左）、陈宝琛（右）与四大太妃离开故宫
逊帝本来可能听取其他顾问的意见，采取静观形势变化的保守策略。日本少壮派和关东军本来就有强烈的进步主义倾向，很可能撇开他们建立共和政体。郑孝胥在节点的主要影响，就是增加了满洲国的正统性和儒家色彩，减少了革命性和社会主义色彩：“计亚洲中有权力资格者，一为日本天皇，一为宣统皇帝。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，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？安乎？不安乎？日本皇帝自建此议，安乎？不安乎？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，其权力已失；正以权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议之资格，以其无种族、国际之意见，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。吾意共和、共产之后将入共管，而不能成者，赖有此一人耳。此事果成，诚世界人类之福利，种族、国际之恶果皆将消灭于无形之中。视举世之非战条约、苦求和平者，其效力可加至千百倍。孔孟仁义之说必将盛行于世。愿天下有识者抚心平气而熟思之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31年10月7日，第2344-2345页）
满洲国的成立，断绝了复辟派的希望。他们从此退出政治舞台，坐待最后的凋零。复国派的胜利，必然导致国族构建。“五族”理论作为官方民族主义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妥协版本，希望继承大清的君合邦联和第一民国的五族共和，缓减共同体重划边界不可避免的痛苦。郑孝胥既然出任满洲国总理①，就要负责厘清满洲国相对于大清、中华的延续性和独立性。“中国人民他日可合于满洲国，满洲国人民断不能再合于中国。予观大清之二百七十年与民国之二十一年，征其历史，可以知矣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32年8月31日，第2404-2405页）如果复辟派坚持索取他们期待的“后清”，那也只能“以满洲（国）皇帝兼帝中华，如英王之兼帝印度可也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36年6月30日，第2633页）
1、1932年3月9日，爱新觉罗·溥仪在长春宣布就任满洲国“执政”，年号“大同”。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。1932年9月15日，郑孝胥与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(关东军司令官)签定《日满议定书》。
国族建构和王道理论完成以后，郑孝胥的历史使命就基本结束了。《日满议定书》签署规定，日本将国民政府原先索取无效的利权移交给满洲国。殖民主义对秩序输出者一方的意义，通常不是掠夺，而是额外的牺牲。苏联出于同样的原因，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蒋介石的东北，却必须倾家荡产地资助林彪的东北。《议定书》签署的当天晚上，郑孝胥赠诗给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：“巧历难逢三五夜，万家灯火共欢声。凭公扫尽浮云影，才信中秋分外明。”满洲国的经济建设由日本顾问和技术官僚负责，他根本不能胜任。他的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，文人性格再度占了上风。“吾忆平生：辞边防，裁督办，抵上海，一乐也；以上（指溥仪）出德医院，入日本使馆，二乐也；今建满洲国，任事三年，辞总理，三乐也。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1935年5月21日）
郑孝胥退休后，捐款成立“王道书院”，把五马路的大宅赠给学校，搬到牡丹公园附近的平房。这里有二十三棵柳树，因此得到了“柳下居”的雅号。他在这里吟诗、题字，跟关内外的老熟人写信、掐架，度过了文人所能享受的最幸福生活，死后葬于努尔哈赤陵前，可谓死得其所。他和陈石遗掐架的趣事值得纪录。陈在《石语》当中，嘲笑郑的妻子太丑①。郑孝胥在陈死后，写诗报复这位评论家：“奄然媚世靡不为，使我不忍与言诗。石遗已矣何所遗，平生好我私以悲。”“平生喜说诗，扬抑穷一世。所言或甚隽，所作苦不逮。乃知诗有骨，惟俗为难避。牧斋才非弱，无解骨之秽。”（《石遗卒于福州》二首）文革期间，贫下中农不出所料地砸了郑孝胥的墓。他们“凿开了全封闭的钢筋混凝土墓穴，焚烧了郑孝胥的尸骨，墓地原竖的‘大勋位郑公孝胥、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’石碑，也被村民砌了猪圈。”郑孝胥如果死后有灵，大概不会对共产的表现感到惊讶。他预言或希望的后半部分，就要看他尽力培植的传统是不是足够强大了。
2、陈衍《石语》：“清季国事日非，苏堪中宵即起，托词锻炼筋骨，备万一起用上阵，实就其妾宿也。为妻所破，诟谇之声，闻于户外。苏堪大言欺世，家之不齐，安能救国乎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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